近日，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余淼杰教授论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被人民日报社人民智库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转载。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发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员令。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认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核心观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五方面深刻内涵，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因此，我们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从“中国式”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入手。从“现代化”方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从“中国式”方面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五方面深刻内涵。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现在拥有14亿多人口，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4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位居全球第一，外贸、对外直接投资等规模均为全球第一，上述诸多指标都体现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因此，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和小型经济体必然存在差异。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借鉴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但必然不能照搬其途径。例如，新加坡可以借助其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特点，通过融入全球经济来实现现代化。但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仍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大部分已经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水平发展较高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做大蛋糕”，而非“分好蛋糕”。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起点，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循序渐进。并且，我们不能简单将共同富裕和“大锅饭”划等号，共同富裕强调的公平是机会的公平，而非单纯结果的公平，我们要保障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且能够积极发挥主体性，实现勤劳致富。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要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而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决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例如，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广义哲学的角度而言，也是为了解决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开放成为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充分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在于强调要实现平衡的发展。另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着重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要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足以看出我国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程度。同时，作为全球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明确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平发展。尽管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们仍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而要坚持和发展全球化，就必须要明确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定力。

二、新发展格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要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因此，全面系统理解“三新一高”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展阶段的内涵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事实可以从产品附加值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外贸的变化很好地从微观层面体现了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外贸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其中加工贸易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比重在1995年到2007年各自占比为50%左右，而现在一般贸易占比达到2／3，加工贸易占比为1／3，体现了我国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从横向维度来看，即使是在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加工贸易中，产品也从原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衣服、鞋帽等，逐渐转移到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机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

第二，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事实可以从产品质量的角度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据余淼杰、张睿（2017）核算，如果将2000年中国产品质量标准化为1，则我国产品质量从2001年到2012年由1提升到了1.3，增加了30%。而从2012年至今，在这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产品质量又提升了25%。由此可见我国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的过程。

第三，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事实可以从企业绩效的角度来理解。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企业绩效的常见指标。克鲁格曼曾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根据Feenstra等（2015）核算，2001年，我国制造业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0.3倍，2015年达到美国的0.5倍，提升了50%以上。另外，除了绩效也要考虑成本。美国的劳工成本约为每月4000美元，而中国即使在劳工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也仅为每月750美元，是美国的1／6。因此，虽然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于美国，但考虑成本后，我国产品对比美国仍然具有比较优势。

第四，新发展阶段体现在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中。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目前，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666个小类的分类。如果按照海关八位码进行计算，我国出口的海关产品约为8000种，按照十位码来计算有14000多种产品，工业体系完整程度在全球都十分少见（余淼杰，2021）。

第五，新发展阶段体现在我国的产业集聚现象中。中国的许多工业城市，尤其是一线和二线城市，拥有自己的“产业名片”，拥有自己主打的产业，例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廊坊家具市场、深圳电子产业、汕头玩具产业、邢台羊绒产业等。并且，基于“产业名片”，通过中心外溢作用，相近的产业得以在同一个地区进行集聚，起到降低固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递增的作用。

第六，新发展阶段体现在我国较为合理的三大产业结构中。我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同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约为7%～8%，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为37%左右，第三产业比重约为55%。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比重较低，一般在15%以下，第三产业则达到70%～80%。中国之所以需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处于一定的高度，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经济不能脱实向虚，否则就无法实现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的目标，无法稳定保障中国的就业。因此，中国目前的三次产业结构仍是较为科学合理的。

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创新成为发展的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创新包括狭义的创新和广义的创新。狭义的创新又分为两部分，一是技术进步，二是产品创新。二者存在明显差异，产品的创新远远难于技术的改进，从无到有的突破远远难于边际上的改进。技术进步和发展，更多强调工序的发展、应用的发展，所有企业都可以是技术进步的创新主体，这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义所在。而产品创新需要大量大型科研机构来集中攻克。未来，我国在创新发展上应更加着力于原创型创新，在政策扶持上应加大基础性研发的投入。“十四五”规划中要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2021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6.9%，2021年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了6%，当然这一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普遍水平。

广义的创新，在于对规则机制和标准的创新。通过创新规则、创新机制、创新标准，积极融入全球一体化，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对此，我国已经进行了大量尝试，以两个典型例子进行说明。第一个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国在大陆境内设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到现在我国已经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做了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强调外资企业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待遇，即给予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相同的待遇，并且不断缩短负面清单。第二项工作是做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第三项工作是推进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投资便利化。第四项工作是推进资本市场资本项目方面的改革。总体来看，可以体现我国在自贸区方面持续做出的规则创新。

第二个例子是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我国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于2020年建立了海南自贸港。2020年6月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在2025年前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形成早期收获，推动各类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方案还要求进一步优化完善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全面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推进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港。这足以体现我国在规则制度方面的创新态度。此外，我国现在强调出口企业内外销产品达到“三同”标准，即“同一条生产线、相同的标准、相同的质量水准”，也体现了标准的创新。

二是协调成为发展的内生特点。协调发展的含义在于区域协调、城乡协调、行业协调等。其中，促进城乡协调离不开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融合发展，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统一推进。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已经佐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度不协调，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有的地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则工业化地区将缺少劳动力，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劳动力需求，进而将提升用工成本，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如果有的地区工业化滞后、城市化超前，就会有大量人口去往城市打工，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需求不足，诱发贫民窟等现象，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适度领先的阶段，相对健康，但仍需大力推进城镇化，保持工业化与城镇化步调一致。

而要推进城镇化，一个关键就是分类推动城市群发展，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积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同时推进二线城市的发展，包括实施长江中游、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推动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引导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稳步发展。总体而言，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协同发展九大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的外溢作用，利用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我们要客观认识到中国经济主体是县域经济，应通过县域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最终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和统一。

三是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绿色发展理念的首要内涵在于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当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2021年，我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56.0%，石油占18.5%，天然气占8.9%，水电、核电、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占16.6%。我国现在面临深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20%左右和2030年25%左右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其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要避免破而后立，如削减煤炭能源占比需要在风光水电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四是开放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需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仍处于全球化的格局中，这是由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即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目前，全球范围内构造相对较为复杂的工业产品，仍然是由全球各个地区进行分工生产，一部分地区生产零部件，一部分地区进行包装、装配、加工，再销售到全球各个地区。虽然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单边主义、贸易欺凌行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分工生产和贸易的模式，因此，不可否认我们仍然处于全球化的格局中。但是，当前阶段的全球化已经开始呈现新的表现形式。以往的全球化表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而在部分国家推行贸易单边主义的背景下，当前WTO的争端解决委员会陷入瘫痪状态，多边合作举步维艰。因此，当前阶段的全球化开始呈现以区域经贸合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征，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等。未来，全球化将越来越多地以区域化的形式呈现，比如在亚太经贸区的区域经贸合作中，虽然部分零部件来自其他区域，但基本可以在本区域内部形成一体化的供销格局。但WTO的基本原则仍将存在，第一是贸易的非歧视性原则，表现为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第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贸易。具体而言，可能会在部分条款上有所调整，例如，如何界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重新调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等。

五是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共享理念分为三步来实施，第一步首先是脱贫攻坚。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结合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力量。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党的强有力领导，政令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通过五级书记挂帅、第一书记驻村的方式建档立卡，实施精准扶贫，采取了产业脱贫等有效途径，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脱贫攻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贯彻共享理念的第二步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必然要通过产业扶贫来实现。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用工成本高企，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海外是大势所趋。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受益于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不鼓励也不应该转移到海外去。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资本投入大于劳动投入，而资本投入对于产业链配套上下游的距离有严格要求。中国拥有全产业链的优势，且资产密集型产业多分布在我国二三线城市。因此，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符合我国的产业布局和竞争优势，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贯彻共享理念的第三步在于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按劳分配的原则再次强调，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公平，并非结果的公平，而是机会的公平，每个人都需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获得相应的财富。应发扬勤劳致富的理念，反对不劳而获、反对坐吃山空，警惕财富代际传承的不可持续性。以英国衰退的经验为鉴，19世纪时期，英国曾经作为“日不落帝国”，经济发展初始强劲，而后逐步衰落，原因繁多，其中之一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大量食利阶层，仅依靠父辈留下的财富，通过放贷维持生存，最终使得经济整体失去活力、创新力和持久力。除此之外，通过税制改革，完善再次分配机制，也势在必行。总体而言，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第一步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第二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三步是适当调节高收入，从而形成正态的橄榄型体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且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内容，在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抓好“五统一”：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我国当前的核心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因此发展的关键在于挖掘和发挥出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需求。借鉴美欧日等长期发展较为稳定的经济体的经验，其区域内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不言而喻。我国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实现。首先，要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包含1.6亿个市场主体，相当于在14亿多中国人民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做生意，由此可见民营经济的地位与规模。其次，要辩证统一对待“五统一”的关系。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生产需要有要素投入，因此首先要从源头上做到市场的统一，即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保证市场主体可以公正公平地获得各种市场资源，允许人才、资金、土地、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中蕴含的价值潜力亟待释放。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2022年1月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初步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要素投入后，最终目标是实现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落实内贸市场和外贸市场的“三同”标准，降低贸易成本、废除贸易壁垒、推进地区贸易合作，禁止形成地区的小循环闭循环，努力形成国内的大循环。

第二，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有效推进投资的便利化。以稳预期为起点，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为方式和手段，实现稳就业的最终目标。稳预期方面，国内预期在于客观认识现在面临的“三期叠加”的态势，国际预期在于认识到现在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在政策预期上需要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第三，通过宏观政策发力，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而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扩大消费。首先，中小微企业贡献了我国80%的就业，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市场主体。要提振消费、保障内需，就必须保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帮助其度过疫情带来的艰难时期。而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为中小微企业纾困，使其能够承受住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保障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也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减税降费，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将资金合理运用于“三保”，即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并且要保障资金直达机制的畅通，进而合理促进国内大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要“闭关锁国”，内外循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外循环也同样重要。促进外循环，要“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40多年来，我国坚持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第一阶段，完成产品型的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贸格局，成为跟跑者。在第二阶段，逐步开放要素市场，并且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制造业规模逐步壮大、外汇储备及外贸规模位列全球第一，逐渐从跟跑者转向并跑者。在第三阶段，应该切实推进制度型开放，创新构建全球经贸活动的规则、制度、标准，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放眼未来，要进一步促进外循环，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促进开放的多元化。开放的多元化又可以拆分为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贸易形态的多层次化、出口主体的多元化。在出口目的地方面，随着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日趋复杂，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实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出口风险。在贸易形态方面，中国以往的贸易形态以线下实体外贸为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应积极推进数字商品贸易，如各种软件的进出口执行服务等。在出口主体方面，应积极发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发挥各类出口主体的不同优势。例如，民企由于其机制灵活性、需求响应速度优势，在小商品和简单制造品制作上有比较优势，应出口与民生消费相关的产品。而国有企业制造能力、资金实力、规模优势领先，应更多着力于生产和出口机器设备、机械制造等大中型产品。第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于产品贸易，应该通过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减逆差的方式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挖掘各行业，特别是在运输、旅游、医疗等行业的比较优势，扩大我国各行各业的核心竞争力，利用数字手段进行产业赋能，实现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打造“数字中国”。第三，扩大出口，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持续主动地扩大出口，通过扩大出口来引入高质量中间品、引进技术，进而提升居民的消费者剩余，增加居民的获得感。第四，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进去是指提供更多社会服务，做到民心相通。走上去是指应该提高我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质量，带动我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第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海上丝绸之路，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进出口贸易，重点推进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发挥沈阳和大连的地域优势。第六，推进区域合作，短期内重点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判，加快推进辽宁乃至整个东北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三、结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因此，我们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摩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产业转移”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2073005、20ZDA050；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许诗琪对本文亦有贡献】